刚刚点开书评君公号的你，将读到的是九游娱乐一篇与文化相关、用流畅的白话写成的文章，你读起来毫无阻碍，因为这正是从小学起所受的学校教育打下的基本功。
但如果将日历倒转到100年前，这一阅读的过程就不会如此自然而然——书评君指的不是微信与手机，而是文章，是表达。
就在当时，一批知识界的新锐人士刚刚开始大声疾呼，要用新文学替代旧文学！要用白话替代文言！——为什么我们如今不再像古人那样读文言、写文言？这一变革中至关重要的转折节点，正是1917年，由胡适、陈独秀率先发难的那一场“文学革命”。
“文学革命”的主要发起者胡适和著名的反对者林纾（左 ）
回到历史场景中，这场革命在开始有着试探性的色彩，甚至可以说成是《新青年》的“营销策略”。但他们取得的成效，是巨大的。不仅经典辈出的现代文学史由此发端，而且到1920年，教育部就通令全国，所有国民小学中一二年级的教材，必须完全用白话文。一百年来，国民总体知识水准的提高乃至于现代公民的养成，都与白话文的普及有着内在的关联。
但另一方面，猛烈、偏激的新文化者们因急于破旧立新，将传统文学统统斥之为“腐败”的“死文学”，几欲灭之而后快汉堡SV不敌对手！备战下一场比赛寻找突破口；又将语言文体视为一种工具，而忽视了审美性。这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卑俗化？在当时，还有其他的可能吗？
文学革命汉堡SV不敌对手！备战下一场比赛寻找突破口：《新青年》的营销策略？
撰文 | 杨早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）
当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二卷五号时，这份已创办两年的杂志正处在难以为继的危机之中。
1915年《青年杂志》初发行时，只印1000份，其中还有部分属于赠阅。1916年3月改为《新青年》，销量并不见长，到了1916年底，还是惨淡。据吴虞观察，《新青年》在整个成都地区只卖了五本。
这种经营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初才有了爆发式的改变，五四运动后曾一度达到15000份以上。虽然1917年底，发行《新青年》的群益书社威胁要停掉这份杂志，但经陈独秀反复交涉后得以续办。续刊理由，一是销数虽然不广，一直处于上升中，到1917年3月，成都的《新青年》已经可以卖到30本了汉堡SV不敌对手！备战下一场比赛寻找突破口；另一个理由，是1917年初，确实出现了一个拐点，让《新青年》的名声已经与前大不相同。这个拐点，便是二卷五号、二卷六号的两篇文章——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和《文学革命论》。
1963年《纽约书评》创刊号
“快慰无似”
陈独秀“发现”胡适
1916年2月，《青年杂志》已出满一卷六期，却并未得到预期的反响，陈独秀自我期许的“让我办十年杂志，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”不但看不到曙光，还因为刊名争议被迫更名。周作人晚年回忆当时的观感：“（《青年杂志》）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，虽是由陈独秀编辑，看不出什么特色来”，而陈独秀“其时他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，不过是一个新的名士而已”。
1935年郑振铎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》撰写导言时，也记录了同样的看法：“当陈独秀主持的《青年杂志》于一九一五年左右，在上海出版时，——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——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‘德智体’三育的青年读物。”
1915年时的《青年杂志》
因为各种原因，《新青年》二卷一号发行，已经是1916年的9月1日。这六个多月的停顿并非全无好处，至少作者栏的名字大有变化，除了熟悉的陈独秀、易白沙、高一涵，老辈名士如谢无量、刘叔雅不见了，换上来的是李大钊和胡适。
胡适这个时候还在美国忙他的博士论文。他在美国倒是提出了“文学革命”的主张，但遭到身边同学友人如朱经农、梅光迪、江亢虎的一致反对。反而是大洋彼岸的陈独秀，从胡适写给《甲寅》主编章士钊的信中发现了胡适“输入文明”的主张，大为欣赏，当即托汪孟邹向胡适百般约稿，甚至不征得胡适同意便将《藏晖室札记》在《新青年》连载。
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时期
陈独秀办《新青年》，最大的问题是他希望从《甲寅》的“政治改革”转向“文化建设”，但是苦于提不出较为成体系的文化主张。当时国内知识界讨论最热烈的文化命题是“孔教”。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颇有关系，是“国人之公毒”，但这不是新鲜的观点，只是陈独秀一贯姿态激烈，只有他喊出了“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”。但在论及“古文与孔教”时，陈独秀似乎有力不从心之感，只能笼统地反对“文以载道”，主张“结构之佳，择词之丽，文气之清新，表情之真切而动人”为“美文之要素”，他甚至不反对“偶尔用典”。
而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虽然标题上比胡适在美札记《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》退了一步，但提出的“八事”极为清晰简明：
一曰须言之有物。
二曰不摹仿古人。
三曰须讲求文法。
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五曰务去滥调套语。
六曰不用典。
七曰不讲对仗。
八曰不避俗字俗语。
难怪陈独秀读到后觉得“快慰无似”，因为这篇文章为陈独秀与《新青年》提供了一个适时的“议题”，可以帮助《新青年》解决影响不广的问题，也能打破国内死气沉沉的文化格局。
“鲜明确定”
强调推倒的《文学革命论》
陈独秀迫不及待地致信胡适，邀请他回国同编《新青年》。蔡元培邀请陈去当北大文科学长，他说“不去”，因为要编杂志，反而向蔡元培推荐胡适。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安徽小老乡的欣赏，达于极点。
陈独秀（1879-1942）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，《新青年》杂志主编。
陈独秀的好处，是一旦打开了思路，确定了主张，他就能以最激烈的极端姿态，将这种主张喊到最响。孔教问题是如此，文学革命问题也是如此。一个月之后，他就拿出了《文学革命论》，许胡适为“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”，自己则“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”，提出三大主义：
曰推倒雕琢的、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、抒情的国民文学；
曰推倒陈腐的、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、立诚的写实文学；
曰推倒迂晦的、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、通俗的社会文学。
《新青年》二卷六号上刊载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
两文比较，你会发现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有可操作性，针对的是改正“弊病”，而《文学革命论》着重的是姿态，强调“推倒与建设”。前者是“知乎体”，后者是“公号文”。
这两篇文章的推出，确实有着爆炸性的传播效果。据张国焘回忆，1917年前，“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（《新青年》）的很少”，直到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和《文学革命论》发表，“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”。
郑振铎这样评价两篇文章：“后来改成了《新青年》……在思想和主张上有了一个激烈的变异。胡适的《改良文学刍议》（应为《文学改良刍议》——笔者注），在一九一七年发表。这诚是一个‘发难’的信号。可是也只是一种‘改良主义’的主张而已……他还持着商榷的态度，还不敢断然的主张着非写作白话文不可。陈独秀继之而作《文学革命论》，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。”
《文学革命论》比《文学改良刍议》“鲜明确定”，主要区别在于作者态度的激烈程度。充斥着“革命”、“推倒”、“宣战”、“排斥”之类决绝性语词的《文学革命论》，让原意是“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，征集其意见，以收切磋研究之益”的胡适吓了一跳。胡适主张“吾辈已张革命之旗，虽不容退缩，然亦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，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”，陈独秀则认为：“白话文学正宗之说，其是非甚明，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，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。”郑振铎因此赞扬陈独秀说：“他是这样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，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。他是不动摇，不退缩，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！”
挑起论争
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
有意思的是，二卷五号、六号这两卷杂志之间，正好隔着一个“北上”。编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时，陈独秀还在上海，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，他已身在北大，“一校一刊”的结合，风云将起。
从此之后，陈独秀似乎找准了《新青年》的调性，在更新锐的编者钱玄同、刘半农的帮助下，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出，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的“双簧信”，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，再到《新潮》《每周评论》的创刊，“文学革命”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展开了。
钱玄同（1887－1939），现代文字学家，著作《文字学音篇》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。1917 年，他向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投稿，倡导文学革命，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，曾主张废除汉字。
“文学革命”新的尴尬点在于：虽然已赢得了崇尚新奇的年青学子注目，当这场革命仍然处于鲁迅所谓“不特没有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”的尴尬境地。比陈独秀更激进的钱玄同喊出“桐城谬种”、“选学妖孽”，固然是“为文学革命找到了对象”，但那些谬种与妖孽都不来理会，所以才有了钱玄同、王敬轩的“双簧信”。
“王敬轩”的来书和刘半农的答书中，各有一大段是关于林纾译文的，这是公开的挑衅。之所以选择林纾作靶子，大约因林纾以桐城古文译西洋小说，在公众中影响较大，而从旧学问系统的眼光看来，他又算不得一个纯正的学者。像严复就嘲笑林纾说：“革命时代学说万千，然而施之人间，优者自存，劣者自败，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，岂能劫持其柄？则亦如春鸟秋虫，听其自鸣自止可耳，林琴南辈与之较论，亦可笑也。”
林纾（1852-1924），近代文学家、翻译家。早年工诗古文辞，不惑之年以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译本开始了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，也使林纾成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。
然而练过武术的林纾，有着一副刚烈的性格，受不得这种公开的嘲笑与讽刺，他的还击，从《荆生》《妖梦》到《致蔡元培书》，才让“新旧论争”不是左右互搏的自说自话，而真正成型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。
究其实，“文学革命”的提出，是袁世凯、张勋两次复辟造成的政治压抑气氛下，人心思变的必然结果。从洋务运动仿造坚船利炮，到戊戌变法、立宪运动学习西方制度，再到民初议会政治失败，新式知识分子转向文化建设，“彻底重估、改变中国社会一切”的心态蔓延在许多人心中。“古文/白话之争”是这种决绝心态的一个突破口，新文化阵营相信，死文字不能带来活思想，旧文学无法配合新思潮。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，而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，才是百年后仍能引人深思的要点。
圆桌会
百年之后，如何评价“文白之争”？
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孔雪
1
马勇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，从事中国近代史、中国现代化史、中国文明史等研究，著有《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》《晚清二十年》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》等。
文言废弃，中国文化不断卑俗化？
新京报：1917 年2 月1 日，林纾在《大公报》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宜废》，强调新文学的正确轨道应该是使用白话，不废古文，后一句让他深陷激烈反对。林纾自己对“不废古文”也深感困惑，吾识其理，乃不能道其所以然。
马勇：“不能道其所以然”，原本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态度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却受到新派学人普遍嘲弄。陈独秀说：”顷见林纾先生新著《论古文之不宜废》一文，喜而读之，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，不意乃大失所望。林先生既然说不出古文不宜废的道理，那古文就没有存在的理由，就应该由白话一统天下。
陈独秀的决绝、果敢，深刻影响了历史进展，废除古文这样重大的事件，竟然比十几年前废除科举制度还简单。一百年过去了，白话不仅一统江湖，成为朝野各界通用话语。而且，随着后来语言文字改革发展，古文，又叫文言文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改变。
新京报：当时的纷争以及古文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，很容易让人把古文与白话文理解为分别代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两方。
马勇：胡适、周作人的研究表明，尽管白话文在新文学运动后流行并广泛使用，但作为一个文化形态，白话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，而是古已有之。孔子的言说，司马迁对古文的改写，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木兰辞》，直至《六祖坛经》、《朱子语类》，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，一个清晰脉络是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两套话语系统，一套文言，用于述学；一套白话，主要用于非学术的口语表达。这两套语言系统共同存在，支撑了中国文化两千年。
新京报：今天我们已经和那一套文言断裂了，这是否恰验证了林纾“不能道其所以然”的担忧？这样的结局会启发我们如何理解百年前的“林纾之惑”？
马勇：在农业文明状态下，知识确实是少数人的事情。少数人垄断知识无法满足工业化对有文化劳动者的大量需求，这是白话应该普及的理由。但新文学运动将知识人视为“雅言”的文言完全摒弃，其结果就是中国文化不断俗化，甚至卑俗化、俚语化，美其名曰接地气，殊不知这就是林纾当年说不清的理由。历史不幸验证了林纾的担忧，短短百年，“尽废古书，行用土语为文字”，则“都下引车卖浆之徒”、“京津之稗贩”，“均可用为教授”。
一个正常社会肯定是分层的。职业分途，学术话语一定是会有适当门槛，并不是人皆可知可懂。林纾之惑，应从这个角度求解，由此或许也容易明白严复、章太炎、钱钟书述学之雅，而梁启超、胡适，乃至我辈之俗。
2
方朝晖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/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，专攻领域为中国思想史。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、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的关系、儒学与未来中华文明重建等领域多有新见。
文学革命背后的思维逻辑
新京报：胡适1917 年1 月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为何在当时撬动巨大文化板块，引发空前认同？
方朝晖：在胡适看似平常的文字背后，深藏着两个崭新的思维逻辑。这两个思维逻辑后来在中国思想界深深扎根，主导中国思想近百年，至今依然影响深远：一曰进化，二曰革命。所谓“进化”，指强调文学表达形式要不断创新，而俗语白话为创新之本。这是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应用到文学中。何以俗语、白话为创新之本？原因之一，在于西洋中世纪以来各国皆以土语方言取代拉丁官话，成就了生机勃勃的近世文明。故中国亦当以白话代文言，由古代入近世，进行“文学革命”。革命思维欲摧毁过去，进化思维欲重塑未来。二者为一体两面，相得益彰。
新京报：尽管来势汹汹，这两种思维逻辑在当时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？
方朝晖：即以文学语言以趋新为贵这一论点而言，林纾当时即反对以古今论文，指出正如欧洲近世未废拉丁，马、班、韩、柳“亦自有其不宜废者”。试问今日国中，有谁还认同马、班、韩、柳一无是处，必以废读为上？诚如汪容祖所言，雅言为白话之“根底与资源”，“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力，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”，“白话文能否精致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”。胡适所描述的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历朝历代的创新或进化，当理解为一棵大树枝繁叶茂，而千枝万叶却同根共源。看不到文言为白话营养之源，一味追求形式翻新，所成者恐只有“俗俚猥琐”而非“简洁精巧”（徐子明语）而已。
《文明的毁灭与新生》
作者：方朝晖
版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7 月
新京报：百年之后，当代学者对此有何反思？
方朝晖：胡适等人的革命思维，实际上是一套非此即彼、非白即黑的逻辑。视文言与白话势不两立，古文与俗语水火不容，遂以韩、柳为粪土，以桐城为“妖孽”。号称学习西方、追赶近世，实与西洋近世貌合神离。欧洲文艺复兴有希腊文之尚，有拉丁文之热，中国有乎？且欧洲近世方言之兴，乃长期政治分化之结果，岂能代表进化方向？再者，汉语与欧语类型不同，原理迥异，何必舍此适彼，一味欧化？何况当年梅光迪、吴宓等人并不反对白话，只反对白话独尊。若依这些当年公认的“渣滓”“腐儒”之见，雅言与俗语共存，文言与白话并行，则今日之国语岂不更加精致典雅、根深叶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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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郁，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、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他用儒雅温润的文辞将文学史写得别开生面，著有《革命时代的士大夫-汪曾祺闲录》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等。
他们在思考汉语的可能性
新京报：白话文代替文言的提倡开启了五四那代人在语言、文字层面的探索，各种主张是否存在一致且根本的目的？
孙郁：白话文运动的重要之点是对于现代思维方式的确立，口语代替文言，是考虑到现代性实现的问题。那时候的《新青年》同人觉得，古文有很多落后的意识，应当斩断与今人的联系。民众觉醒的前提，是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而繁难的汉字阻挡了这条路径。提倡汉字简化的人，多是文字学家，他们的用意里有启蒙的元素。从世界范围来看，拼音文字方便好用，可以解决汉字表达的缺欠。所以那时候废除汉字的主张，也是一种学术思考，在于寻找汉语形态的多种可能性。
但后来人们发现，拼音文字也存在短板，白话文也易出现八股。到了三十年代，有人重提文白相间的新语体文，也是矫正过去思路的不足。鲁迅后来在翻译中主张硬译，古今词语悉入笔端，目的是扩大汉语表述的空间。思考汉语的可能性是那一代人的梦想。
新京报：这种梦想也有启蒙的用意，那一代人对于语言的探索背后是否也有更广泛的社会关怀？
孙郁：五四之后的新文化人一直在不同思路里讨论汉语的表达。一方面从启蒙的角度，摸索汉字的简化、拼音之路，一是从知识人智性的层面，进行汉语丰富性的试练。这两者并驾齐驱，推动了汉语的进化。左翼的大众语运动，给民众带来了新风，很快融入民族解放的进程，而知识分子的写作，则提升了母语的表述空间，鲁迅、废名、钱钟书、张爱玲的文本，都有前人没有的闪光，使我们的新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亮度。
那是个探索的时代，国家没有统一，民众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隔膜，希望从改变母语的层面推动社会进步，都有很深的情怀。实际上，这种文化运动也推动了社会的进化，我们现在能够融入世界文明之中，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大有关系。
《在民国》
作者：孙郁
版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2014 年4 月
新京报：今天人们再看那些废除汉字激进口号、对世界语的提倡，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如何评价那代人对于母语的态度和探索？
孙郁：五四那代人的思考自然有许多盲点，比如钱玄同对于古文与古文字的看法，就有诸多不确切性之处，胡适理解的白话文，还是太窄了。陈独秀对于旧文学的认识，有不确的地方。但是在不同视角里思索母语潜能的时候，人们最终发现，古今结合、中外互感，在多元文化的参照下，母语自有其广大的空间。没有对于自身的怀疑，就不会有改革，没有改革，就没有自信。现在中国人对于母语的态度，和前人已经很不同了，继续探索汉语表达可能性的人十分寥落。就精神的反思而言，今人似乎远逊于五四的先驱者们。
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1日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B01、B02、B05版；作者：杨早，孔雪；编辑：李妍，柏琳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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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日《新京报》B01版～B12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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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主题」B02 | 观念的力量：人心思变与文学革命
「主题」B03 | 胡适VS梅光迪：世变与士变
「主题」B04 | 林纾VS钱玄同：传统与新民
「主题」B05 | 圆桌会：百年之后，“文白之争”的闪光与暗影
「文学」B06 | 威廉·戈尔丁：揭露一种“启蒙时代”的错觉
「文学」B07 | 切斯瓦夫·米沃什：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裂隙，正是希望进入之处
「历史」B08 | 《火枪与账簿》：逼近明清之际的全球史
「天下」B09 | 社交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扭曲我们的记忆？
「新媒体」B10 | 当正义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
「书情」B11 | 家训和家风在传承中变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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